2014年，京东创始人兼CEO刘强东和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在中欧商学院同时开讲，哈佛教授的会场里门可罗雀，刘强东的会场被挤爆，加开了几个只能看视频同步转播的教室，也坐得满满当当。

　　这很像美国、日本管理学最初兴起时的样子。一般来说，管理学新思想的诞生必须符合三个条件：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有自己的经验材料。但首先要有自己的经验材料。也就是说，必须有足够丰富的企业家创新和企业实践。

　　而我们正在迎来一个企业家主权时代。

　　就像成功投资了小米科技的晨兴资本合伙人刘芹所说的，“你去问很多年轻人，最好的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是加入跨国公司，今天是创业。”

　　这是一种社会思潮，越来越多的“金头脑”开始加入，或是已经加入企业家的行列，而他们所进行的管理实践，构成“种群”最丰富、最充满活力的管理实践，正成为产生重大理论创新的真正“富矿”。

　　西方学者在以一种匪夷所思的目光观察着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繁荣》作者，埃德蒙·菲尔普斯在为清华大学刘鹰教授所写的《阿里巴巴模式》一书的序言中谈到：大繁荣不能仅仅视作自然科学新发现或者政府政策与机制新变化的结果，“一个常常被忽视的重要原因是人们的态度或者说价值观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终导致了企业家活力的释放，进而转化为生产活动与生产方式方面的创新”。他谈到，电子商务激活了一代中国人当企业家的勇气，这对一个千百年来信仰“学而优则仕”价值观的传统国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这就是互联网时代的中国。

　　可以说，经过20年的发展，电子商务经历了从“工具”(点)、“渠道”(线)、“基础设施”(面)到“经济体”(体)这四个不断扩展和深化的发展阶段。

　　随着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公司)的壮大，互联网时代的水和电等基础设施已经逐渐准备好了，继而催生和涌现出新的商业生态和新的商业景观，进一步影响和加速传统产业的“互联网化”。

　　就像马云说的，电子商务(E-commerce)发展到以后就没有E这个字，就没有E的概念了，就是“Commerce”——商务。可以说，电子商务以后会成为一种标配，开始发展成一种新的一体化结构，即“互联网+”“互联网经济体”。

　　201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召开。央视播出了《互联网时代》，这是中国第一部乃至全球电视机构第一次全面、系统、深入、客观解析互联网的大型纪录片。可以说，我们正在建立这一领域的话语体系与话语高地，我们正在参与和见证一个大国的崛起。

　　2015年春节期间，《Hi, I’m china》和《超级中国》在网络上疯传，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伦敦展映。即便对中国模式有再多的质疑，一个基本的事实：今天的中国，每三年创造一个英国。

　　这似乎是时代留给我们的机遇。进入2015年，很多管理者都有一种越来越明显的感受：实践再次走在了理论的前面，现在就发生在互联网时代、就发生在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实践，越来越无法从既有理论中获得解释。

　　管理学的前两次大发展是在战争期间的美国、石油危机后的日本，极有可能，管理学的第三次春天已经悄然而至，就发生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管理学领域开始出现了新的理念、新的趋势、新的方法。这一次，只有中国人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人人主义的共同体

　　如果我们要提“管理学的第三次春天”，那就要看看前两次发生了什么，尤其是第二次。事实上，当时美国和日本学者都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在一些产业上，日本冲击到了美国，而另一些却没有?

　　视角是“产品构型”。哈佛大学教授克拉克和日本学者藤本隆宏等人发现，美国更擅长模块型产品(组合型产品，零件通用性、接口标准性等，如电脑工业)、日本更擅长磨合型产品(整体型产品，如轿车、精密家电)。即不同的产品类型，恰好释放了该民族在这方面的特殊优势。也就是说，产品背后是社会特质的一种投射。

　　模块型产品，刚好发挥了美国人在机械理性、资本市场方面的优势;而磨合型产品，则发挥了日德两国在集体一致性、整体协作性方面的优势(长期雇用、年功序列、集体人格、多能工，多跟历史、社会因素相关)。

　　这样我们发现，对比研究大概分成三个层面：历史机遇(战争期间的军工产业、石油危机后的轻小型产品);产品类型(某些方面，而非整体超越);人的因素(不同的人种需要不同的管理，历史、地理、基因决定论)。

　　包政教授有一个观点富有洞见：西方人的思维擅长于分析，先把完整的事情进行分解，分到最小，然后标准化、优化，最后把各个要素组合起来，并且可重复复制，所谓“整分合原理”。东方人擅长于综合，把不同的事情放在一起撮合，经过无数重复的糅合和化解，使各个部分都离不开整体。这原本没什么问题，然而，当西方人依靠自己擅长的思维方式，构建起有效的大量生产方式及其经济基础时，全球竞争的格局就变得有利于西方而不利于东方，东方文明似乎由此陷入了困境。

　　但互联网时代似乎给了我们新的机会。西方人很早就发现，中国人擅长“模仿性创新”(描红)，而这一次，他们又意识到，这个民族极其热爱“整合式创新”(色香味俱全、复合味)，互联网充分释放了13亿人民国家的人口红利，而这个民族还尤其痴迷于把所有的东西都撮合起来，联系起来，互联互通。

　　从管理倾向性而言，美国式管理强调“个人主义”，日本式管理强调“集体主义”，但中国人很早就通过“龙与虫的比喻”意识到了自己跟日本国民性的不同。

　　你也很难相信，一个从小就被教育长大要“出人头地”，一个过春节时逢人就说“恭喜发财”的民族愿意长期固守稳定。

　　而你会发现，现在许多中国企业的管理，兼顾个人与集体，既每个人都想出人头地，又想找到集体归属感，可称之为“人人主义的共同体”。所谓“平台型战略”“生态型组织”都有此特征。或许只有我们这种生来就相信“太极鱼”、阴阳调和的民族，更容易兼顾悖论。这些企业的管理，不是蜜蜂&蜂群，而是聪明个人&智慧集体。

　　答案永远在现场

　　很少有哪一年会像2014年这样，充斥着如此多崭新、激越的概念，却依然无法指明一个清晰、未来的方向。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制造一个概念太容易了，表达一个观点太容易了。但“事实”到底是什么?世界如此喧嚣，真相何其稀少。在这个时代，“研究”是何其珍贵的品质。

　　毕竟，管理学院不是新闻学院，不是企业家的传声筒与扩音器，现象学不是管理学。就像陈春花老师所说的，管理不是一门时尚，也不能时尚化。否则只能给本已复杂的世界增添更多的混乱。在信息混杂，甚至沉渣泛起的当下，我们似乎更应该重温胡适先生当年的劝诫——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

　　2015年过年，我读了包政教授《营销的本质》一书的抢先版，并做了推荐，一些同事可能在我的微信朋友圈中已经看到了。除了提出“社区商务方式”之外，包教授谈到这套书的出版还有另一个初衷：

　　另一方面想告诉大家，时下流行种种称谓，诸如部落经济、族群经济、社群经济或互联网经济等等，既不合乎历史本来的逻辑，也不合乎学理……任何概念或称谓，必须合乎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依据本体的自然属性命名。

　　包政教授甚至专门谈到了应该如何为一个概念命名，他甚至谈到了现代生物学中命名学的奠基人林奈的伟大贡献。我猜想，包政教授或许也感到了这一次的春天已将到来。因为以他的学识，他会非常清楚，当巴纳德、法约尔、西蒙等人在创建工业时代的管理学时，即在管理学的第一次春天，这些学者几乎都是心照不宣地采取了保守与谨慎的态度、极为严谨的创建概念体系，规定好内涵与外延，以方便和促进这门学科能够持续地发展下去，能够符合本质意义地、健康地发展下去。

　　管理学的第一次春天，是由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推动的，着名的科学管理运动正是由该协会发起的，亨利·汤深深影响过泰勒，而弗雷德里克·泰勒后来担任过协会的主席。

　　管理学的第二次春天，在真正意义上，是由一群日本学者所共同推动的，诸如：今井贤一、伊丹敬之、加护野忠男、竹内弘高、石井淳蔵、藤本隆宏等等，他们中名声最大的可能是野中郁次郎。

　　也就是说，管理学的每一次春天都是先由一个群体所发起的。

　　面向未来，我们必须“大胆假设”;面向历史，我们更需“小心求证”。

　　对于新的管理命题，我们或许特别需要通过综合的、历史的、进化的、比较的学习和反思，去进行整体性、本质性、动态性的思考。但可能更重要的，是这背后的：好奇心、批判性思维、答案在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