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坐地铁或是接受媒体采访前的空隙，他的面前也总会有一本书，或是一本英文杂志，一本厚重的英文字典。

 

    他做书店、开专栏、写书。八年间，从《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到《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从《经济观察报》到《生活》杂志，这个在23岁就决定做一个作家的人，他的文字已经影响了新一批年轻人。

 

    从24岁到31岁，许知远称，他的写作已经从追求华丽转变为注重对生活真实的体验。“我希望在写作中寻找安宁、美好的东西。”尽管他同时也认为，写作不应该是一件随性的事，发表意见应该是一种义务。

 

    许知远文章中充溢的，是众多西方著名知识分子的名字。他在《经济观察报》的专栏结集《昨日与明日》，名字就是模仿李普曼的专栏“今日与明日”。不仅如此，他的参照体系的英美色彩浓厚：“特别是高中时期，那时受了很多李敖的影响。他不是在文章中说，什么都是西方的好吗？”而对于传统文化，他却“一无了解”。朋友说，他谈论中国时的口气“就像一个外来者”。

 

     高中与大学时期，被翻译成中文的外版书籍成为许知远最主要的阅读来源。北大图书馆三、五块钱处理的《时代》过刊，成为他认识西方的主要途径。这段阅读经历，对他的思维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人、对事物、对国家的看法，都是从西方经验里来的，比如说，我就曾认为个人主义是最好的。”

 

     2002年，许知远第一次出国，他在美国待了一个月。“以前对于西方的认识更多是从书本上，这次是人和人更感性的接触，也是第一次跟以前只在教学参考书上出现的人进行真正的交流。像加尔布雷斯、希勒，他们都是非常典型的美国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于世界的思考方式，甚至他们的谈话方式，你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借鉴，慢慢形成自己的态度。我见加尔布雷斯时，他已经92岁了，还在写新书，当时我就觉得，我要做这样的人，要做一些新的事情。”

 

     2004年，许知远第一次给大陆以外的杂志《天下》撰写专栏。一名台湾学生说，他从这本在华人世界颇有影响力的杂志上，第一次看到了大陆人写的文章。这也是许知远“发现中国”的开始：“那时还很模糊，不知道该怎么写中国。但写作和谈论是一种探索方式，在谈论中，我发现自己中国意识的空白，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写中国，只能去看《财富》、《纽约时报》是怎么写的。这是一块陌生的知识和情感领域。”

 

     从为中国介绍西方，到向台湾介绍大陆，许知远感受的最大不同是，“你越描绘自己的国家，越意识到跟她的感情，情感是一点点凸显出来的。所谓的冷峻都是假装的，要温情，不要滥情就可以了。”

 

     这之后，许知远的文章中，“中国”不再是简单的地理概念，“现在清晰一些了”。他开始试图探讨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任务。他的价值体系中，也开始补充进一些非英美体系的东西。近一两年，他开始写更多关于中国的事物。在《金融时报》中文版的专栏就是希望帮助海外读者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从来不读鲁迅的他，近几个月开始读鲁迅了。而且，他还计划到中国各地走走，通过与当地人的交谈，把看到、听到的东西表达出来。他依然读不下去古文，看的更多的还是汉学家写中国的文章。

 

     微电子专业的背景却频频在经济领域发言、文章中过分的旁征博引，都成为人们对许知远的最大质疑。“专家是多么愚蠢的title呀！”许知远反驳说。“我的专业是人，是一个更宏观的概念。而且我大量使用引语，是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用引语，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一个连接的过程，连接过去和现在的人，为读者提供启发。那是我试图分析和推理的方式呀。在西方传统里，这是很正常的。但我们的国家太反智了，人们喜欢直接的东西。而我传递更多的是信息和推理，不是一个确定的观点。我不一定有观点，结论必须建立在事实上，才能得出看法。当我有观点的时候我会表达出来的。”

 

     许知远说，他开始更重视微小的变化。“成长的过程不仅是知识的积累也是经验的积累，更是内心对于自己所做事情确认的过程。”这个曾经迷恋苏晓康式抒情体，曾经以李敖、孔庆东为精神武器的年轻人，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世界的参照体系很多，你要试图从不同的地方借鉴不同的经验。我还没有成型，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所以它们都是我的一部分。知识可以被不断取代、颠覆，但性格的塑造却能给人生带来稳定性。生活没有特殊的转折点，而是由dailywork积累而成的，认识到这一点，是我自己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