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存壮所谓“我最得意的作品就是葛优”，大概是葛优成名后说的。因为从1957年出生之后的三十多年里，这件作品确实不怎么样。一言以蔽之曰：“蔫。”这个蔫似乎成了“葛优精神”，里面蕴涵着胆小、卑微、诚实、安分、认真等等。

 

　　幼时的葛优身体瘦小，非常腼腆，虽然从小就生活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周围人都是演员，但他一点模仿表演的欲望也没有。在幼儿园，即使老师“下令”，葛优也表演不出节目来。当时的北京电影制片厂位于北京郊区小关，周围都是农田，葛优就这样过着“田园生活”。一到雨天，他就和一群孩子玩水。

 

　　正如后来他客串的一部电影的片名《天生胆小》，葛优无论参加什么活动，都没有当头的份儿，总是跟在别人后面。葛优从来是挨别人欺负的，甚至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境界”。有一次，在楼道里，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地给了葛优一拳，葛优没有反抗，没有愤怒，没有说话，就那么靠着墙根站着。对方却还没完：“你敢说什么吗？”葛优什么也没有说。一次，葛存壮在北影厂拍《南征北战》，十多岁的葛优去看，当时剧团发面包，葛存壮说：“葛优，去帮忙拿一下面包。”葛优就是不敢过去拿。因为葛优的胆小不是一般胆小，而是胆小得厉害，就像他所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围城》中所说“胆子比芥子还小”。我让他讲点有“英雄气概”的事情，哪怕是坏事也行。葛优托着脑袋想了半天，吞吞吐吐说出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扔“烟雾弹”。葛优和小伙伴们把乒乓球碾成碎末，和上辣椒，包在纸里，点火之后，从门缝里扔进别人家中。当然，作案结束后，葛优撒腿就跑，但这已经算得上有点“英雄气概”了。

 

　　第二件是偷玉米。老北影厂的周围到处是农田，葛优偶尔跟着一群人去偷玉米，结果被农民抓住了。其他小孩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葛优则忐忑不安地怕挨打，最后还是父母把葛优“保释 ”出去。

 

　　第三件是偷自行车铃盖。北影厂有一位职工，葛优认为是父亲的“对立面”，于是葛优决定采取“非常行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他把对方的自行车铃盖偷偷地拧下来扔掉。这是葛优迄今为止最辉煌的壮举了。但葛优面对我谈到这件事，至今还惴惴不安，怕对方知道这件事情。其实，自行车主人已去世多年。另外，有人还举报葛优曾经对那自行车撒过尿，但葛优至今不肯承认。

 

　　葛优最初在北京八道湾小学上学。葛优说：“上学时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父母为了成绩好，把我送到城里的学校去。我记得每天要走很长的路去坐车，先是18路汽车，然后换27路汽车，才能到新街口的八道湾小学上学。‘文革’开始之后，北影厂就搬到城里，我就搬到药王庙附近的小学。接着在北医附中上初中、高中。”

 

　　读高中的时候，葛优得了肝炎。养病期间他买了一把便宜的二胡，找老师学，在学校汇演上进行过二胡独奏。后来他还在宣传队呆过一阵子，跳跳集体舞，拉拉手风琴和二胡。总而言之，中学的葛优也不是什么精彩的人物，无非是跟在别人后面，敲敲打打什么的。

 

　　1976年，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葛优来到北京昌平县兴寿公社插队。葛优有幸得到了一个比下地劳动相对省力的活—养猪。他一干就是两年零九个月，做猪食，清理猪圈，给猪接生，为猪治病……成了地道的小猪倌。他和师傅两人，养着五六十头猪。葛优说：“我的肩膀就是当时练出来的。打水，提水，农忙时负责送水，两桶开水能够挑很远的路，不用放下肩膀来。”

　　1978年底，在插队的平房小院子门前，葛优利用爸爸的照相机，请人拍了一张表情丰富的照片。这是葛优第一张带有表演的“剧照”。葛优说：“这应该是我想当演员念头的最初萌芽。”此前，尽管葛优有一个著名演员父亲，但根本没想过要当演员，他只想进一个全民单位。

 

　　1979年，在葛优离开兴寿公社的前几个月，演艺人才青黄不接的全国艺术院校纷纷招生。葛优觉得应该去当一名演员，他说：“那时的心情，比起拍照来，就有点要发芽的感觉。”他请假回到城里专门参加考试，第一个报考的是北京电影学院，接着是中央戏剧学院、中央实验话剧院，葛优屡败屡战，最终一个都没有考上。

 

　　葛优考试中也经常犯傻，在实验话剧院复试时，未轮到的考生在台下看，轮到的在台上表演。其中一个女生在台上表演小品《等待》，“等待”了一会儿之后，考官对葛优说：“你上去捂住她的眼睛。”葛优傻傻地上去，捂住了女生的眼睛，女生问：“谁呀？”葛优使劲地捂着，也不说话。女生随机应变，使劲地把葛优的手拿开：“流氓，你想干什么？”葛优一脸尴尬。考官当然直摇头，这么不会表演的考生，谁要？

 

　　这时，昌平农场的人要求葛优回去继续养猪，因为葛优请假期间，养猪的活是找别人临时代替的，但那人很不用心，大猪小猪都怀念着葛优。葛优已经心灰意冷，于是收拾行装，准备第二天就回到农场与大猪小猪为伴。这时葛存壮的一个朋友来串门，他说全总文工团正在招生，可以去试试。葛优改变了行程，决定第二天去报考。

 

　　考试的内容分三项。第一项是朗诵，葛优的朗诵材料是散文《鲜红的请帖》，讲的是“文革”时老师受到学生冲击，后来学生感到自己错了，给老师发出请帖，为老师过生日。葛优非常怀念这份朗诵材料，直到今天还一再表示：“真可惜，丢失了那份朗诵材料。”第二项是唱歌。可以想见，葛优的嗓子好不到哪里去。第三项是小品。葛优犯愁了，前面两项考试结果平平，第三项如果走以前的老路，肯定不会被录取。葛优灵感闪现，决定演一个小品：《喂猪》。

 

　　在众多的考官面前，葛优发现自己的喂猪生涯，仿佛就是为这次报考准备的。原先有点紧张的葛优，马上变得胸有成竹，他不仅吃过猪肉，见过猪跑，而且和猪共同生活了将近三年。他回忆说：“在表演的时候，舞台当然没有猪，但我的眼睛里有猪。”葛优的表演受到考官好评，终于考上全总文工团。

 

　　直到现在，葛优还很想回到那插队下乡养猪的地方去看看。

　　

　　跑龙套十年成影帝

 

　　刚到全总文工团的时候葛优根本不知道怎么叫演戏，他说：“那是个把那层窗户纸捅破的阶段。”他的老师这样说：你在台上，从这个台口，走到那个台口，可能连路都不会走。葛优先后在《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路上雨蒙蒙》等话剧中跑龙套，当然根本谈不上演电影。在演出、练功之余，葛优还经常打球、下围棋。

 

　　葛优的母亲却心急如焚，她一度认为葛优没有什么表演天赋，甚至希望葛优离开全总文工团。因为当时可以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顶职，当然顶的不是演员，而是摄影或者别的什么。去北影顶职可以有全民单位的铁饭碗，在当时也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但葛优依旧在全总文工团跑龙套，而且不停地跑着。

 

　　葛优最早接触电影是1981年，之后的六年时间里，他连续参加四部电影的演出，基本上没有任何反响，他至今连片名都不愿意提。有点印象的是《盛夏和她的未婚夫》。平时都是几个演员一起表演，有一天突然要葛优单独表演。在一个房间里，镜头单独对着葛优，他感到了与平时不一样的冲击力。

 

　　1988年，著名导演米加山准备拍摄王朔的《顽主》，米加山起初安排葛优继续跑龙套——担任其中的小配角。主角杨重准备由一位英俊的青年演员来演，但在试镜过程中米加山对葛优青睐有加，于是请葛优担任了剧中的主角。葛优的外形与表演都符合王朔笔下那种“冷面热心”幽默成性的小人物。葛优也因此获得了当年金鸡奖最佳男演员奖提名，变得小有名气。一次，葛优骑自行车走在礼士路附近，有人喊“杨重”，葛优马上答应了，而且回过头去看，却看不到叫他的人。还有一次，在餐厅吃饭，葛优就坐在那里，另外一桌的几个人老是朝他那边看，葛优特意多坐一会儿，让人多看几眼。这两次，葛优感到特别满足，觉得有人认可了。

 

　　1989年，滕文骥拍《黄河谣》，请葛优扮演土匪头子黑骨头。对这个年轻时无端作恶、垂暮之年却向一生的仇人表示和解的土匪，葛优演起来有声有色，令观众跳出“好人”、“坏人”的定势，接受了黑骨头这个人物。有趣的是，当时葛优根本不会骑马，就让他骑毛驴代替，导演打趣道：“如果连毛驴都不会骑，那就骑自行车得了。”葛优从来没有演过土匪，但造型很不错，“带子头 ”—顶上无发，整个头只有一圈头发。

 

　　《黄河谣》使葛优获得了有生以来第一个影视奖项—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尽管与“金鸡”、“百花”相比，这个奖影响不大，但使葛优捅破了一层窗户纸，是葛优得奖之路的一个重要开端。接下来，国内国外大大小小的奖项都往葛优的光头砸过去。

 

　　葛优认为1992年到1994年，是他最辉煌的一段时间，而《活着》拿了国际大奖之后，他就感觉到有问题，背了几年的包袱，一直似乎不在状态中。直至1998年，葛优与著名导演冯小刚合作，开始了“贺岁片之旅”。真可谓“铁打的葛优流水的女主角”，葛优先后与刘蓓、徐帆、吴倩莲、关之琳等女主角合作，成功出演了《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大腕》等贺岁片，使中国影坛刮起了一阵“贺岁片旋风”。每到年终，观众已经习惯了看葛优的光脑袋。

 

　　葛优说：“贺岁片就是年底给大家一个乐。我最喜欢的是《甲方乙方》，因为它特别具备贺岁片的特点，轻松，情节不是连贯的。剧中的‘好梦一日游’公司，要帮人去实现梦想，我扮演了很多角色，觉得挺过瘾。在贺岁片中我最不喜欢的是《没完没了》，但有人说《没完没了》是贺岁片中最好的一部，我现在都不明白。现在拍的《大腕》，我还觉得都不如《不见不散》。”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给葛优印象最深的，并不一定是获奖或者某一次成功。

　　

　　父亲母亲

 

　　葛优的家庭是这样组成的：父亲葛存壮，母亲施文心，妹妹葛佳，还有葛优和他的妻子贺聪。媒体经常报道葛优对父母如何孝顺的消息，对此，葛优说：“废话！父亲生病了，儿子不去看谁去看？”

 

　　葛优说：“如果不是在电影厂，不是出生在演员家庭里，我很可能现在没有干演员，因为我性格上不是很放得开。小时候，我经常跟父亲一起出去玩，认识他的人就像现在认识我一样，我感觉到父亲很威风。但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再就是赶上了当年的招生考试，我如愿以偿地当了演员。”

 

　　考入文工团之后，葛优的表演受到了父亲的多方指点。葛优说：“我在忧愁、焦急的时候，老是皱眉头，父亲说，一个人焦急和发愁的时候，看上去是放松的，并不是皱眉头的。而且一个人一皱眉头，就会把心拴住了，表演就放不开。”

 

　　葛优在圈内、圈外都有很好的人缘，跟媒体、观众、摄制组都有良好的关系。葛优认为：“这跟我父亲教我做人有很大的关系。父亲说摄制组出发，不要让人等你，你应该去等人家。他经常第一个坐在车上，等着大伙出发。”直到现在，父子在一起的时候，葛存壮还要跟他谈做人，葛存壮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葛优：“名声和为人应该成正比而不是成反比。越是有名，越是受到观众喜欢，就越是要谦虚谨慎。商家做生意靠的是顾客，演员演戏，就要有广大观众喜欢和赞扬。丢掉观众，你就什么都没有。”

 

　　任何人取得辉煌的时候，总不免得意忘形，但幸运的葛优总能够得到父亲的及时提醒，当头棒喝。前年，葛存壮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葛优现在接戏不够慎重，以后宁可少接一点，也要拍得好一点。还有一次，葛存壮在酒会上说：“葛优得到观众的欢迎，做父母的感到很欣慰。儿子有了一点儿出息，希望他能有更大的出息，给我们的影视事业增光。葛优的表演还有欠缺，还需要努力，争取在有机会时，接到新角色时有所突破。所谓突破，就是不要重复过去的东西，在创作新角色时，演的是这一个而不是过去的那一个，有不同的个性、特点，创作出给广大观众以新鲜感觉的角色。”

 

　　以前，葛优是葛存壮的儿子，现在呢，人们会强调葛存壮是葛优的爸爸。葛优认为，这是好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在得意之余，父亲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地影响着葛优。葛优说：“我父亲演主角不多，配角不少。他是反派演员，反派的戏，现在看起来还是挺精彩的。如他演《红旗谱》的老地主，当时29岁，担任配角，他的戏不多，就那么一点，但精彩。如《周恩来—伟大的朋友》，演老年齐白石，获得了1998年‘金鸡奖’。他接一个戏，非常认真，看剧本，比我都仔细。如拍《皇城根儿》，因为年纪大了，台词不容易记住，他就先把台词录下来放着听。”

　　1998年，在重庆举行的金鸡百花电影节，对葛氏父子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葛存壮因主演《周恩来—伟大的朋友》中的齐白石荣获“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而葛优则因主演《甲方乙方》获得“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父子同台在同一届电影节获奖，这在中国电影史乃至世界电影史都是史无前例的。

　　葛优的母亲施文心是个编辑，她经常对剧本谈点看法。如果说这剧本好，就坚定了葛优接戏的信心，家里的艺术气氛一直很浓。最早的时候葛优刚到文工团，演了话剧，演职人员都很高兴，当天晚上就去喝酒。等葛优喝完酒回到家，母亲还等着谈对葛优表演的看法呢！

　　

　　影迷和朋友

 

　　葛优有许多称谓：影帝、大腕、表演艺术家、巨星等等，但葛优给自己的定位只有两个字：“戏子”。葛优说：“我的工作就是等老百姓一天干完活了，吃完喝完了，人家在那里看你，怎么逗他玩，说得高尚点，就是为人民服务。”“当演员，可以给你两个人生，活着的时间就是比别人长。……当演员比较被动，但就占了一个便宜，你可以琢磨自己在干什么，过了别人生活中过不了的生活，别的工作中找不到这种乐趣。”

 

　　可见葛优谦虚平和的心态，难怪许多媒体称葛优为“平民影帝”。每到一处，找葛优签名的影迷特别多，葛优说：“我都签了一万次了，当然有点厌烦。但人家是鼓足勇气来找你签字，是第一次，所以应该珍惜。演员也有最后慢慢说不行的一天，那时会怀念现在，所以更要努力满足人家了，因为签一张少一张了。”但有时候，葛优在公共场合还是要躲人的：“因为有时候不方便，觉得到哪儿，都有人注意你，不自由了。”

 

　　不过他只要进到屋子，都不戴墨镜。因为在这之前，他有一次在公共场所戴墨镜，亲耳听到有人说：“还戴墨镜，谁看你呀！”

 

　　葛优爱好广泛，但没有一个活动让他特别着迷，没有一项精的。下棋、音乐都行，日子过得很闲，很淡。空闲的时候，爱喝口“小酒”。葛优爱拉二胡，但至今没有拉完过一首完整的曲子，他爱拉的往往是一曲中最精彩的一段，当然也是比较容易的一段。二胡还是对他有所帮助的，学二胡使他通了音律，演起《秦颂》的高渐离就得心应手了。但葛优似乎还是对围棋情有独钟，至今保存着当年在文工团与人下棋的照片。2001年11月10日，著名围棋国手常昊战胜了世界围棋第一人李昌镐之后，葛优还专门向常昊祝贺。

 

　　在许多人的眼里，葛优成了幽默和喜剧的代名词。事实上，葛优在生活中，在朋友圈子里，并不是非常幽默的，有时还非常严肃。本质上，葛优还是属于放不开的一个人。不过，他的生活永远都是喜气洋洋的。葛优认为：“我就这样放不开，我父母说过，小时候集体表演哑铃操，我就一个人低着头，不敢正视，到现在为止我还想不到我为什么要当演员。有的人，人多了很兴奋，但我就紧张。我父亲可以指挥上千人的合唱，我呢，现在也指挥不了。”

 

　　北京电影学院多次请葛优给学生上课，葛优总是说：“我上不了。”北京电影学院还准备在《大腕》之后，邀请葛优跟学生聊天，葛优说：“下面坐1000人能叫聊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