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后职场人不是涅槃的齐天大圣，不是顿悟了的徐峥导演，他们只是事业上碌碌寻求转变、寻求突破的中年大叔。当他们足够成熟、开始反省，猛然发觉当下从事的工作并不适合自己的时候，二次求职却异常艰难。

　　刘湃是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位负责宣传的职员，每每查处制售假药的黑窝点，他就写写宣传稿;赶上分局普法宣传，他就跟着拍拍照。终于有一天他发现自己那些年近40的老同学们要么自己创业自由自在，要么成了中层领导从事喜爱的事业，自己则困在了办公室跟几个80后共事。

　　“我工作好几年，但那些来了几个月的新人跟我没什么差别。这种没有准入门槛的工作不存在经验积累一说。”刘湃觉得自己在本就不感兴趣的岗位上消磨却没有明显回报，于是辞了职。

　　曾经获得一份事业单位、国企背景的工作让人钦羡，但是十几年后他们触及了职业生涯的天花板，晋升无望，转身看看当年一起的同学们却风生水起，这时他们开始低头反省。像刘湃这样从坚持了十几年的职业道路上出走的中年人不在少数。

　　刘湃的工作稳定安逸，也正是这种稳定让他决心改变。“不是工作不好，是我不喜欢”，可惜的是只有经历过才感受得到好恶。刘湃从毅然辞职到现在仍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他发现75后“跳槽”容易，“求职”却很难。有行业资源的资深人士跳槽后担任中层，企业都还算欢迎。但对于一个在新的职业道路起跑线上的中年大叔来说，即使他应聘的是普通基础岗位也几乎没有市场。

　　刘湃经朋友介绍去应聘创业公司美食编辑，能写会拍的他让用人方非常满意，但就在HR得知刘湃年龄后事情发生了反转。HR表示因为创业团队都是80后，因此老板希望招聘年纪相仿的人便于团队沟通和协作。而且雇主认为，公司产品定位是年轻人，只有年轻人才才能更好地了解用户喜好。

　　同样经历过职业转换的李祺是今年年初入职新岗位的。1997年毕业后李祺做过公关，干过采购，一边工作一边创业。四年后尚未明确方向的他在交通大学读了两年MBA。毕业后又做了几年销售。等他最后认定做一名人力资源管理培训师的时候已经38岁了。通过几次跳槽，他现在如愿在一家培训机构担任中层领导，只是被“边缘化”的感受愈发强烈。

　　李祺所在的公司除了大领导之外，其余同事都是80后，公司上海分部都是85后。因此虽然他成功转型到了自己喜爱的行业，但在公司李祺的竞争力并不大。职业晋升生年轻人的潜力更大，就连办公室日常交流他们的思想也成了主流，“两代人成长的文化环境不同，话题、喜好、日常关注的东西都不一样”。有同事把电脑桌面设成边伯贤，李祺则因为“好好的男孩子却画眼线”皱眉;女孩子们讨论“耽美”，鼓励“小鲜肉”去跟客户洽谈，李祺要么无法认同，要么大为不解。

　　这些步入中年的人们有自己一贯的思维和价值标准，他们能接受逻辑上的说服，却难以被小众的兴趣爱好所打动。他们也在努力了解千禧一代的想法，努力与年轻人的思维形成共鸣，但总不免一说话就带上了说教的口吻。李祺说：“中年人在主观方面带着一份自持，客观上也着实失去了90后的活力。”

　　李祺的上一个公司有加班的风气，总是孩子睡下后他才到家，还错过很多幼儿园的亲子活动以至于影响了父子感情，这是他换工作的主要原因。现在的公司中，有时候同事会加班到深夜为了把项目尽快做完挤出更长的放松时间，李祺则希望按时下班尽量错过交通阻塞高峰接孩子放学。对于每月15000的薪酬，李祺说人到中年肩上还有家庭的负担，这样的薪酬待遇并不高，但中年转行的他却不得不接受。

　　“我现在对创业仍然有很大野心，只是过了那个毫无顾忌的人生阶段。”李祺说。刘湃也说自己辞职意愿最强烈的时候孩子还不到一岁，那时他的两个朋友正在筹划做一个健身项目，因为刘湃爱好运动，业余做过健身教练甚至还有救生员资格证，所以朋友邀请他加入。刘湃说哪怕自己再年轻五岁，就毫不犹豫地去创业了。但在当时，就算为了孩子的奶粉钱他也不能毫无顾忌。

　　眼下，传媒、零售、服务行业由于其用工特殊性有时会明确提出对应聘者年龄的要求。诸多大型公司设立企业大学选择刚毕业的年轻力量有针对性地培养人才。一些小型创业公司更是看重千禧一代的开放性思维和活力。而75后的求职者带着对薪酬的高要求、坚持着批判性思维方式站在代沟的另一端，很难得到用人方的青睐。

　　河狸家在招聘时就会注意候选人的家庭负担情况，因为公司如果开始二线城市扩张，则需要相应员工出差一两个月去帮助分公司过渡到正轨。这对于身负家庭责任的员工来说则是个难题。当然陷入职场中年危机的求职者并不是没有出路，一些企业文化成型的大企业对年龄的顾虑就小很多。京东全球购团队成员都是80后，总监邱煌说：“年龄不是‘硬伤’，只要你有一颗年轻的心，我们就欢迎。”